文化人类学入门（3）- 威廉・施密特
本篇的作者是 山田仁史
（Wilhelm Schmidt：1868-1954）
施密特在今天
谈到施密特，我们首先联想到他提出的原始一神教和文化圈这两个概念，这些概念使他留名学史。
施密特的学说不止在德语圈的民族学史（相当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或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只是名称不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生前，其学说就在包括日本的国际社会上享有盛誉。这从他曾担任195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的名誉会长就可以看出。
接下来，我将简单介绍施密特的生平经历，他的学说在德语圈学界内的定位，再简单解说他的学说中的代表性概念——原始一神教说，文化圈、文化层，最后介绍他对日本研究者的影响。
施密特的生平
1868年，威廉・施密特诞生于德国西北部的北威州近郊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2岁时父亲去世，据说他一生都极敬慕他的母亲。15岁时，他加入了本部位于荷兰的天主教教士会“神言会”。在神言会学习结业以后，于1892年继任了神言会修士。翌年，施密特前往柏林大学进行了为期3学期（将近1年半）的东方语言的学习。除此以外的施密特的学识都来自自学。
1895～1938年，施密特在奥地利维也纳近郊的圣加百列修道院授课并进行研究活动。同时，他也进行着为圣歌队谱曲，指挥，演奏管风琴，面向群众讲说教义等等宗教活动。
施密特的研究从语言学出发，在对东南亚、大洋洲、澳大利亚各种语言的分类做出显著的贡献之后，他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至民族学。1906年他创立了民族学、语言学的国际专门杂志《人类（Anthropos）》，不仅担任第一任总编，自己也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书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了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1世的顾问和听罪师。1920年代在罗马教宗庇护11世之下在梵蒂冈创建了拉特朗博物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
1924年，施密特受聘于维也纳大学的员外教授。他对纳粹持批判态度，在1938年德国与奥地利合并时逃往瑞士，在弗里堡近郊的弗鲁瓦德维尔再次开始研究活动，任弗里堡大学教授，讲授民族学。1952年，他担任了在维也纳举办的第4次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名誉会长，2年后，学界对其学说的批判声越演越烈，他孤立无援地结束了他长达85岁的一生。作为神父，他一生没有娶妻。
德语圈民族学的系谱
自18世纪末民族志和民族学的概念诞生于哥廷根大学以来，对位于世界各地的多种多样的民族的资料逐渐积累，到了19世纪中期，德语圈各地都出现了集大成的著作。阿道夫·巴斯蒂安的《人在历史中》全3卷（1860）和特奥多尔·韦兹的《自然民族的人类学》全6卷（1859～72）是其中代表。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的序文中就提到特别参考了这两部专著。
阿道夫·巴斯蒂安被称为“民族学之父”，同时他也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建者，官方杂志<民族学杂志>的创刊者之一。“基本概念”（elementargedanken）也是由他提出的。“基本概念”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究其本质是一样的，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相互类似的现象和文化源于人类心理本质的同一性，是各地人类沿着同样的路程进化的结果。这个概念成为进化论人类学的一个理论依据，在德语圈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不小的影响力。
20世纪初，在对“基本概念”思潮的批判的大流中，重视文化的传播的传播主义兴起。施密特作为传播主义的一份子，继承发展了由弗里兹·格雷布纳提出的“文化圈”的概念，创建了被称为“文化圈说”或“文化史学派”的一大学派。
始自里奥·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形态学”则和上述学派稍有不同。他们的学说称，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实体，在生成、发展、转变、衰退的四个状态之间循环变化；人类个体生存于文化循环往复的大流之中。他们称文化对人类个体所起的教育、驯化的作用（或文化的灵魂）为“Paideuma”。同名杂志《Paideuma》（1938年创刊）经法兰克福大学文化形态研究所的弗罗贝纽斯的后任阿道尔夫·詹森之手后，直到今天仍在刊行。
除已经提到的之外，德语圈民族学还包括赫尔曼·鲍曼的世俗文化史研究，里查德·涂恩瓦提出的功能主义等多个学派。施密特的文化圈学说和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形态学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德语圈民族学的最大两派。然而在纳粹政权下，民族学被迫做出的改变更甚于其他学科。如上文提到，施密特逃亡瑞士，文化形态学派的詹森等人受到学界排挤，埃里克·沃尔夫等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国外，而一部分知识分子投靠纳粹。战后，德语圈民族学一段时间后才得以重新展开。直到今日，德语圈民族学仍然保持警惕，避免重蹈覆辙。
施密特的原始一神教说
让我们回到施密特的理论。他的原始一神教学说认为，人类在其上古时代就受到的唯一且至高的存在——神的启示，并信仰着神。这个学说产生的背景在于19世纪后半进化论的兴盛。进化论否定人由神造，泰勒的学说认为宗教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进化为看待的一神教，而欧洲各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怀疑和批判的目光投向基督教，社会不断的世俗化。
这对天主教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施密特生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他自己更是神父，对于证明原始一神教说以维护天主教信仰，他自然义不容辞。不过最初提出原始一神教说的不是施密特，而是英国的安德鲁·朗格。施密特间接的继承了朗格为了驳斥泰勒的进化论人类学而提出的概念。
1908～10年，施密特在《人类》上发表了法语论文《上帝观念的起源》。之所以用法语，是因为当时法国反教会风潮甚嚣尘上，需要尽快提出反面学说。1910年，施密特出版了《南岛语系各民族宗教和神话之比较概要》，该著作认为低身高的各民族体现了人类的原初样态。施密特派自己在神言会的同僚前往各地做进一步调查：施密特的徒弟和共同研究者威廉·科珀斯前往位于南美洲的火地岛；保罗·舍贝塔前去调查生活于马来半岛及菲律宾一代的尼格利陀人及生活于非洲中部的俾格米人；马丁·古辛得则负责调查火地岛及刚果一代的俾格米人。这些人各自发表了长篇的调查记录。
依据这些资料，施密特的主要著作《上帝观念的起源》全12卷依次出版。1912年初版第1卷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批判并考察了当时的民族学研究现状，第2版改订了第1版的内容于1926年出版。第2～6卷（1929～35）考察了美、亚州大陆、澳大利亚、非洲的“原住民”即采集狩猎民族；第7～12卷（1940～54）年则主要考察了非洲、亚洲的游牧民族。《上帝观念的起源》全12卷长达1万多页，是一部鸿篇巨著。
施密特生前面临众多学者对其原始一神教论的批判，例如瑞克里夫-布朗指出施密特对安达曼群岛部族对上帝的观念的认识存在偏见；意大利的宗教史学家拉斐尔·贝塔佐尼提出真正的一神教是宗教改革家出于对多神教的批判而创建的，与施密特展开了一系列论战。
文化圈理论的形成和崩坏
文化圈是可以保持长期稳定，并在地理上移动的各文化要素的综合体。因此世界各地存在类似的文化圈。以时间为主轴把握一系列文化圈则称为文化层。文化圈的概念与法兰兹·鲍亚士门下的克拉克·威斯勒所提出的“文化域”的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在德语圈，类似概念首先由格雷布纳提出，后由施密特进行系统地理论化。
除了格雷布纳，格罗塞对施密特学说的形成也起了不小的影响。格罗塞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氛围低级狩猎民、高级狩猎民、游牧民、低级农耕民、高级农耕民五个类别。施密特所构想的文化圈理论，包含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和语族这三项主要组成部分。自施密特首次发表这个理论翌年，他多次变更了理论内容，但简单讲，文化圈包含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语言、物质文化、宗教等等要素，施密特试图用这些要素重新解读世界史。然而这个理论没能避免过度的刻板化、理论化倾向。对其理论的批判越演越烈。随着施密特的去世，文化圈理论也消亡了。
对日本的影响
1930年代的维也纳是施密特学派最光鲜的时代。因此其学说对在那个年代留学维也纳的日本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冈正雄于1929年留学维也纳，师从施密特，发表题为《古日本的文化层》的博士论文后，1935年回到日本，同年邀施密特到日本作讲学。美国的克罗伯与冈正雄同时期留学于维也纳。
石田英一郎受冈正雄的推荐，于1937～39年留学维也纳。石田英一郎也有志于文化史、民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大学推广了综合人类学。此外，神言教教士的沼泽喜市留学弗里堡大学，受教于施密特，在弗里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南山大学。
同样留学或旅居维也纳，但未直接受教于施密特的日本人还有大林太良和白鸟芳郎等人。另外，宇野圆空、棚濑襄尔等研究者则继承了施密特的历史民族学、宗教民族学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