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入门（2）-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
年轻的泰勒与人类学的诞生
泰勒同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并称为近代人类学之父，更因开创了进化论人类学而为人所知。摩尔根的研究对象为美洲大陆原住民，聚焦于技术及社会制度的演化；而泰勒的主要研究成果在于宗教研究的领域。他所提倡的泛灵论，模拟巫术，交表婚，亲从子名制等概念成为人类学基础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被使用。从职业角度来说，1884年泰勒受聘为牛津大学副教授，1896年晋升为教授，开创了在教育机构讲授人类学的先河，为人类学在大学教育中争取了一席之地。可以不过分地说，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泰勒。
泰勒于1832年生于伦敦，与法国的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同于1917年结束了他长达85岁的一生。他的家庭条件较好，父母是贵格教派的基督徒。在考察泰勒的学术背景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于当时工业革命的中心伦敦迎来青年时期，二是他生于贵格教派家庭。
1851年，泰勒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世界首次万国博览会。在开会仪式上，阿尔伯特表示举办万博会的意义在于：“诚实地审视并展示人类的发展现状”。万博通过展示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新型机械，力图描绘人类的未来画卷。同时，通过展示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收刮来的物品，万博会试图刻画从未开到文明的进程。可以说，泰勒的人类学之所以近乎过分的强调进化是受其时代背景的影响的。
另一点，泰勒生于贵格教家庭。相对于保守的英国国教会而言，诞生于17世纪的贵格教可以说是进步的。贵格教徒反对奴隶贸易，最终造成了奴隶制的废止。当时的牛津及剑桥大学只接受英国国教信徒，泰勒被拒之门外，开始周游世界，增广见闻。他在1854年的游至墨西哥时，与同是贵格教徒的亨利·克里斯蒂（也就是后来的皮特·里维斯）相识，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考古学及民族学调查。
泰勒的墨西哥之行促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代与现代的墨西哥及墨西哥人》（《Anahuac 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Ancient and Modern》，1861）。此著作有类似民族志的一面，描写了墨西哥的古代文明及遗迹，现代的监狱，斗鸡风俗，人民的劳动条件等等。另外关于此书，我想直接引用泰勒关于克里斯蒂的描写及英国人类学家戈弗雷·林哈德对这个描写的解说“‘1856年春，我在哈瓦那的马车上和克里斯蒂偶遇。他已经在古巴呆了好几个月，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去过蔗糖农场，铜矿山，咖啡农庄，去过洞窟里探险，在热带密林里采集食物……他什么人都结交过，甚至奴隶商人和刺客之流。’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带着一股子浪漫主义的气息，被其他学科的‘态度严谨’的研究者轻视。人类学可以说诞生于古巴的马车，有点“疯”是正常的。但泰勒的文章可贵的在于重视各种自身体验。他的后继者们也重视这一点，奠定了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的根基。”（林哈德，《爱德华·泰勒》）。
泰勒是“书房里的人类学家”，一生没有做过后来由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倡的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然而数年间游行于美洲大陆，认识各种各样的文化，结实各种各样的人，给了他如林哈德所说的注重自身实际体验的价值观。他收到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的剥皮机后，特意拿到家附近的屠户店里去试验；观察女性用织布机织布的样子；为了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身体语言跑去聋哑学校学习，身在英国仍设法学习多样的文化。在19世纪的英国，同样研究人类学的还有法律人类学的亨利·梅恩，比较神话学的马克斯·缪勒，提出了“掠夺婚”的约翰·福格森，而时至今日还受到人们赞赏的只有泰勒。泰勒的名声无疑来源于他对自身体验的重视和他的体验的准确度，和他概括性偏低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通过自身体验推测得出——的偏好。
定义文化
墨西哥之行让泰勒开始关注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回国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一面学习梵语和欧美各国的语言，一面开始着手收集和分析当时被认为是没有开化的各个国家地区的民族志。1865年他的著作《关于人类早期的历史及文明发展的研究》出版，1871年，分上下两卷总计一千多页的《原始文化》也出版了。
这本书对人类学史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开篇对文化做出的定义（以下引用于《原始文化》）：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这就是时至今日也经常被引用的文化的定义。不过泰勒的这个定义和后来的公认的文化的定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总体，这一点一直受到好评。但泰勒没有区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而且他称社会及人种时用复数，而称文化和文明时却用单数，说明他虽然承认民族和文化具有多样性，却只把这种多样性归结于文明的进化阶段的不同。
泰勒认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自然法则致使我们的思考方式，欲望和行为趋于一致。就像自然法则下的波的运动，酸碱的结合和动植物的成长一样。”在重视自然科学的19世纪，这个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泰勒明白把自然科学套用在人类研究上难免会遭人非议。因此为了证明他的理论，证明人类的文化具有普遍性，他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化，试图找出每一种文化在他的人类文化发展模型中的位置。
“欧美文明在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端，另一端则是各个野蛮的部族。而其他社会的文明程度则在这两端之间。……按照文明程度从低到高排序，应该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大溪地人，阿兹特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我们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充满了偏见。很多人对泰勒的著作的批判也集中在他关于文化的进化的理论上。但泰勒的这个理论放在当时的年代背景下也有其历史意义。在当时的英国，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生物进化论正遭受英国国教会的强烈抨击。泰勒的<原始文化>的出版可以说为进化论阵营打了一针强心剂。达尔文对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喜出望外，据说还特意写信给泰勒表示称赞。
泰勒和弗雷泽
泰勒的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贡献。在当时的伦敦人类学界，1863年在法国的脑医学家皮埃尔·保尔·布罗卡的影响下成立的伦敦人类学会是全英国最有势力的学会。这个学会宣扬种族主义，称人类起源于几个不同的原始人种，而这些人种的智力天生存在差异。他们的主张因为简单痛快而备受推崇。因为这个学会的存在，人类学面临着沦为支撑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危险。因此泰勒在他的进化论中说：“为了我们当下的目标，应不考虑人种间的遗传差异，而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同种族的文明的现状只反应其文明发展的程度。”
如果如泰勒所说，人类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某一种人还处于“未开化”的文明状态，就把他们视作奴隶，或否定他们的人性。虽然泰勒的主张把西洋文化放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最高点，带有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特点，但他也承认“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甚至宗教。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算是较为人性化的看法。
泰勒收集了世界各个民族各种各样的仪式和宗教习惯。为了分析这些数据，他创造了两个概念，一是“泛灵论”，二是“残遗”。他认为泛灵论是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态。原始人类被梦，附体，生死等难以理解的经验围绕，“未开化的思想家”们认为人类灵魂是唯一的解释。由此派生出认为万物皆有灵魂的泛灵论。泰勒认为，人类宗教的进化是从最原始的泛灵论发展出多神教，而多神教又进化成一神教。
如果真如泰勒所想，所有文化的起源相同，那么信仰一神教的社会文化中应该也有泛灵论的要素。泰勒认为，信仰一神教的社会中较为低级的文化要素受到高级的文化要素的挤压，变为迷信或民间信仰“残遗”下来。他在《原始文化》中就列举了一系列在当时的“未开化”社会所能看到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欧美社会中和这些风俗习惯类似的民间信仰和习惯。
泰勒立志于收集与列举，而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则从经典出发，通过比较欧美社会和未开化社会的传承及习俗，试图补全古代的文化形态。弗雷泽的主要著作《金枝篇》（1911）就围绕着意大利内米湖周边的传说展开：内米湖畔有一棵黄金树，森林之王日夜守护着这棵树。若有别的人想要称王，就必须手持金枝斩杀先王。
为了解开这个传说之谜，弗雷泽探寻了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树木崇拜和弑王的风俗。例如据殖民地时期的人类学者称，在非洲很多地方，王被视作整个国家国土的繁荣与丰饶的象征。王生病或体力衰弱时，为了防止王的衰弱感染到国土，他们会选择杀死王，或者王会自杀。这就是作为的“巫王”。参考这些现象，弗雷泽解开了意大利内米湖畔的传说之谜。
弗雷泽的文体优美，世界上很多人都爱读。他的著作也大大的影响了我国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不过在我们今天开来，弗雷泽是一位经典学家，文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而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人类学之父的则是泰勒。
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后，他被选入英国的最高学会组织——王立协会。1883年，任牛津大学博物馆主任研究员，84年任牛津大学副教授，96年升为教授，后世界首都确立了文化人类学的教育体制。他还曾两度担任王立人类学会的会长，经济上援助了1894年的鲍亚士主导的对加拿大北西海岸的调查。他对英国人类学的贡献无愧于“英国人类学之父”的称号。
